晚上七点在北京语言大学讲座，时间尚早，我和北京新东方的王江涛老师在北语东门的一个餐厅吃饭。
餐厅很简单，主营韩餐。看得出，食客们全都是附近的学生，零散地或单或双地吃着实惠管饱的菜品。江涛点了一份石锅拌饭，我吃一个从旁边KFC买来的汉堡，中西合璧，倒也是一景。
我吃着，发了一份小感慨，说：其实，学生时代挺好的，简单，没太多压力。
江涛一边吃，一边用一贯慢斯条理的语气说：唉，让你现在回去，怕是你也过不惯了。
我说：怎么过不惯？我也是过过穷日子的。
“有我厉害么？”江涛说，“那会儿，北三环有个餐厅，菜特别好吃，尤其是包子，我有次只点了包子吃，遭到邻桌人的无数白眼。北外旁边，有一个简易的棚子，我们和宿舍的人经常去吃刀削面，一块五一碗。”怕我不信，江涛还用手比划了一下。
我眼前顿时出现一幅画面：冰天雪地，黑色的小棚子里翻滚着白色的蒸气，围着油黑发亮的围裙的老板一边收钱一边给穷学生们端面条，营养长期不良的江涛，正在某个桌子前哧溜哧溜地大口喝汤。
想起自己，突然觉得，那些大学时代，那些拮据的画面，比这个还要鲜明。
曾经很拮据，如今很“潮”的赵建昆（北京新东方学校教师）
“营养长期不良”的王江涛（北京新东方学校教师）
紫米粥、蹭饭与火车票
刚上大学，觉得钱从来就没有够用过。书费、文具、邮票信封上省不下来的钱，似乎都该从牙缝里挤。每次打饭总吃两个素菜，最多打一个“半肉菜”，鱼香肉丝那种。纯肉菜，比如排骨，总是泛着幸福的油光，从我眼前一闪而过，并不构成盘中的现实。一块儿吃饭的兄弟们很照顾我这个边疆苦孩子，动不动就把自己的盘中肉匀我一些，又想吃，又想维持那点小自尊，很是纠结。
喝紫米粥的事，觉得更是丢人。在新疆没喝过，在大学食堂，突然发现这是人间美味，八毛一大勺，一块五两勺。郁闷的是，一勺总不够喝，两勺觉得有点多，又有点贵。最后，竟然——
“师傅！”我说，“一勺紫米粥。”满脸平静，递过饭盒。
师傅盛好给我。
“啊？！”我突然抱怨，满脸错愕，“太稠了，没法喝！”
师傅满脸无辜：“那怎么办？这也没法倒进去啊。”
“唉，你再给我添点稀的吧……”我依然满脸平静。
师傅只好无奈地从了。
大二，教一个小孩英语，每周六、日各两小时，每次20元。每次课毕，都正好是饭点，再加上人家父母一客气，也就一起吃午饭。记忆中，这户很中产的人家总有一些我从没见过的食物，比如三文鱼和基围虾，比如辛拉面和吉野家。每次回去时，揣着40元钱，打着饱嗝，觉得很有满足感。后来有一回，问这个孩子：“你爸爸妈妈对我的教学有什么意见啥的？”
“我妈说都挺还行。”这实诚的孩子幽幽地说，“就是不要每次都留下来吃中午饭就好了。”
那年冬天，去火车站整夜排队买火车票回家（是的，就是那次）。一伙三个人，冻到快死，忍不住去附近一家永和豆浆取暖。又饿又冷，也不好意思干坐着不买东西，一人要了一碗六块钱的担担面。那么不正宗的担担面，三个大小伙子，瞬间风卷残云，连渣滓都没剩。吃罢坐了一会，去买票。好像是凌晨五点，正式开票，很幸运地，有一张去新疆的卧铺，但是，498元。我开始犹豫，因为还有一张硬座票，拿学生证买只要198元。
“买不买，你到底买不买，后面人还排着哪！”卖票的那个女的隔着玻璃喊。
“我……我要那张硬座的。”我说。
“你想好了，没座儿，只能站着！”
“嗯，就这个了。”
暖水瓶、麦当劳与馒头
一次，去买暖水瓶（这个东西的破碎率实在太高了）。当然不会去学校超市当冤大头，去一个叫西街的自由市场。
到了一个摊位，一个南方长相的老板正在码货。
“这个暖水瓶咋卖？”我指着一个卖相不错的暖水瓶问。
“二十。”老板没抬头。
“便宜点，十五。”我说。
“十八，不买就去别处看。”老板依然忙自己的。
“穷学生，照顾点好不，十五吧。”
“你大几了？”老板突然抬头。
“我……我大二了。”难道，价格因年级而变动？
“你在旁边上学？”老板又问。
“嗯，怎么啦？”我问。
“十块钱，拿走吧。”老板突然说。
我：“@#￥%&*……”
老板说：“我女儿也在外地上大学，每个月总说钱不够，父母赚钱不容易，你们真的不要乱花……”
交钱拿货迅速逃走并有泪奔冲动。
大三，2002年。一个老家甘肃的男生请我吃麦当劳，因为我给他介绍了一个家教。当时，觉得西北的孩子都挺不容易的，就经常互相帮忙。吃什么已经忘记了，只记得这位现在是北京市某重点中学班主任兼语文老师的同窗说：建昆，这是我第一次吃麦当劳。
最后，说一个早晨听到的，挺有些感动的故事，貌似和文章主题没太大瓜葛。一位太原新东方的同事，中午去一个成都小吃吃饭。看见一位老大爷，拿着几个馒头进来了，只点了一个一块钱的汤。服务员笑着说：大爷，那几个馒头，我给你热热吧。大概是怕另收钱，大爷说不用了不用了。看出大爷的顾虑，小姑娘说：加热不要钱，很快就好了。大爷答应了。后来大爷挺满意地吃着馒头，喝了一碗一块钱的汤，结账时服务员依然笑容满面。
生活总会越来越好，但显然，这样的感动，现在不多了。